“加强校车安全管理，确保孩子们的人身安全”——“校车安全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，引发基层代表委员热议。
“夺命校车”去年频现，刺痛了社会神经。有关方面迅速部署“整顿”，校车安全“新规”制定快速推进。但部分来自基层代表委员调研发现，一些地方校车服务一“停”了之，供需出现新矛盾，部分家长无奈选择“黑校车”。
为什么一些地方“整顿”变“停开”？如何解决“黑校车”难题？怎样探索校车安全监管的长效机制？围绕三大难题，基层代表委员建言献策。
“整顿”不是“停开” 防止责任转嫁
全国政协委员、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注意到，今年春节开学后，海口市一些学校的校车停开，校车服务被取消，这使孩子们上下学的方便和安全成为新问题。无奈之下，一些家长只能凑钱租车接送孩子。
“家长自发租车，反而带来更大的安全隐患。”史贻云委员表示担忧，整顿校车安全是好事，但不能一“停”了之。如果没有配套跟进措施，反而使校车安全问题“由明变暗”，学校规避了责任，风险转嫁给家长和孩子。
校车“旧的去了”，为何“新的没来”？代表委员调研发现，成本过高、无力承担是学校“停开”的主因。
“财力有限是目前学校面临的最大问题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海南大学校长李建保说，以海口市寰岛实验小学为例，如果要满足全校学生的乘车需求，需要购置３０多辆车才行，仅购车就需要近２０００万元，加上聘请司机的费用、油费消耗等运营成本，学校实在无力承担。
“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东营市蜜蜂研究所所长宋心仿认为，校车安全标准的制订要考虑国情，考虑地区差异，投入和运营成本过高，学校和家长会吃不消，可能难以持续。
“校车安全与上学方便都很重要，单纯为了安全而一‘停’了之，是不负责任地开倒车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天津大学教务处处长张凤宝说，解决校车安全问题，关键在于安全和方便“两手抓、两手硬”。
“黑校车”重新抬头 亟待投放“合格校车”
“一些学校整顿停开校车，给‘黑校车’提供了生存空间。”全国政协委员、天津市河北区政协顾问冯幸耘说，目前家长合伙包车现象普遍，“黑校车”为数不少。为了揽客挣钱，“黑校车”普遍存在私自拆改、超员上路问题。
冯幸耘委员的担忧，引起了史贻云委员的共鸣。他说：“在海口等一些大城市，不少小学生每天下午四点左右就放学，家长没下班，没有校车，怎么办？”
如何让孩子上学既安全又方便？“政府部门应负起更多责任”被基层代表委员频频提及。
“各级财政应拿出更多钱采购合格校车。”李建保等代表说，“只要真心想解决，现有财力完全能够做到。”
一些基层代表委员还建议，在增加校车配备的同时，还可通过延长城乡公交线路、增加公交车密度、以优质公交车定点接送、区域内学校共享校车资源等方式，解决学生上学不便问题，从而减少投入、降低成本。
深层求解校车安全问题，还应从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入手。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表示，“农村中小学布局要因地制宜，处理好提高教育质量和方便孩子们就近上学的关系。”
对此，宋心仿代表说，前些年许多地方实施撤点并校，总体上优化了教育资源，但一些农村地区不顾客观实际、盲目并校，给路远的学生上学带来不便。他建议按照“大稳定、小调整”的原则，对现有学校布局进行再调整。
“提标”固然重要 安全重在监管
是不是校车“标准”高，安全就高枕无忧？答案并非如此。
一些基层代表委员说，仔细观察去年的多起重大校车事故会发现，违法严重超载、非法改装车辆、不按交通规则行驶，以及校车安全管理责任落实不到位、监管存在漏洞，才是酿成悲剧的真正“祸首”。
“这一点恰恰是容易被忽视的地方。”张凤宝等代表说，安全绝不仅仅只是车好就行，“硬件”保障只是提高校车“安全系数”的一部分，校车监管、执法等高标准的运营管理，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。
“强化常态监管应是校车安全的长效机制，否则校车安全规定再好看，也容易成为摆设。”全国人大代表姜健举例说，校车行驶时速应在同类车限速基础上再降低１０公里左右，对校车超速，处理应更加严厉。
“再好的车也是人来开的，应该提高校车驾驶员的门槛。”全国人大代表、滨州实验学校副校长董凤华说。一些代表建议，校车驾驶员在一个记分周期内有３次超速违法记录的、或一次超速８０%的，应注销驾驶执照。
值得欣慰的是，向社会公布并征求意见的《校车安全条例（草案）》，赋予了校车多项优先通行权，但在交通拥堵日益加剧、驾驶人规则意识还待提高的现实下，条例出台后，这一点能否真正落实仍不乐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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